譬如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重德思想，刑罚世轻世重(46)之根据社会形势调整刑事政策的思想，治狱，能以书从迹其言，毋治(笞)谅(掠)而得人请(情)为上(47)的审判精神，两造具备，师听五辞(48)的审判方法等。
授权决定是保证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的手段，倘若连这一手段本身的合宪性都不能保证，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更难以兑现。[5]参见谭清值：《人大授权改革试点制度的运作图式》，载《南大法学》2021年第3期，第72页。
3.不涉及法律保留事项的授权改革试点决定。由于法制统一作为宪法原则性条款的抽象性、弹性以及与改革精神存在一定张力等特点，使得遵循法制统一原则来厘清授权改革试点界限时高度依赖宪法权衡，比例原则就成为一种重要的法治工具。若某事项属于宪法保留事项，就排除了法律自行规定的可能。4.抑制任意授权并推动授权的理性化。[18]参见林珊珊：《改革背景下立法的安定性问题研究》，载《行政管理改革》2021年第1期，第56页。
[22]参见陈明辉：《论我国国家机构的权力分工：概念、方式及结构》，载《法商研究》2020年第2期，第109页。这一错误理解，实际上是把第16条从授权的宪法规范体系中割裂开来，漠视了第16条背后更深层次的宪法依据及其应受的宪法限制。三、典型软法及在软法与硬法之间至此，本文重新阐述了软法主流理论用于厘定软法与硬法界线的自治标准与国家强制标准的意义，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第一，对于基于合意的自治和基于赋权的自治而言，组织自治力——如果指权力和影响力的话——的来源和实现方式是不同的，但是，在国家垄断暴力（强制力）的情况下，无论何种自治，组织自治力并不内含所谓的社会强制力可以在终极意义上用来保障其规则的实施，保证组织按其规则自治的强制力量最终仍然要归于国家。
根据新兴的哲学观念，每一个个体的人都有同等的能力认知理性的命令，进而，每一个人都可以据此采取行动。韦伯称：国家是这样一个人类团体，它在一定疆域之内（成功地）宣布了对正当使用暴力的垄断权。更确切地说，它们是规定制裁的规范。（2）修养自身的德性，如宋朝程颐《辞免西京国子监教授表》：伏念臣才识迂疏，学术肤浅，自治不足，焉能教人。
17年的概念史和学术史使软法这一术语已经至少为众多的法律学者所知闻。依凯尔森理论，这些规范性文件一般而言就是有效力的法规范，就与规范意义上的约束力/强制力发生关联。
对应地，典型软法规范虽然也会给出行为指示，但并没有对违反指示行为设定任何制裁，而是希望通过引导、宣传、号召、建议等，让规范所指对象自愿遵守，以实现规范制定者所希望达到的目标。一类是间接的、隐含的、后备的。通过反思，典型软法的概念跃然纸上，较之主流理论视野，其边界与范围显然限缩许多。民选代表机关可以立法表达民意的理论延伸至地方性法规，后者由此得到立法的地位，在逻辑上也是连贯的，尽管《宪法》没有直接而明确地规定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地方立法权。
（3）在实施上，只要满足法秩序规定的其他效力要件，就可以违逆规范所指对象意志得到实施，实施会得到国家强制力直接或间接支持。必要时，通过运用暴力，违逆其意志地实施这种恶。（三）组织自治力的意涵前文提及，软法主流观点提出组织自治力，以与国家强制力相对，主张政治组织自律规范和社会共同体自治规范是运用组织自治力来强制成员服从自治规范，并追究违规成员的责任。软法主流理论在运用自治标准和国家强制标准时存在着不自洽。
然而，《立法法》将三类规范皆作为立法对待的做法并无连贯一致的政治和法律理论给予支撑，其更像是策略考量。一是国家机关系统内部的自律管理。
凯尔森指出，说一个规范是有效的，就是说……我们假定它对那些其行为由它所调整的人具有‘约束力。但是，若沿着宪法依据和法律授权依据的路径走下去，法律、法规、规章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也有一些是有宪法地位的，在逻辑上，也就不应该被排斥在立法性规定之外。
必须说明的是，本文的讨论语境仅限于国内法而不涉及国际法。当然，若以这些规范的内容——即制定者的意志，而非形式，包括名称、制定主体等——为重点，它们的性质还是偏于或倾斜于硬法。国家强制标准的如此应用，显然是在中国特殊语境中阐发的。三是社会共同体进行的自治型管理。对现代国家这一关键属性的认知，是由马克斯·韦伯塑成的。违法者被行政机关罚款、责令停产停业等，拒不服从和执行，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或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国家强制力有直接的、清晰可见的表现，也有间接的、隐含的、后备的表现。第三，无论规范是国家机关制定的还是国家机关以外的其他组织制定的，是立法性规定还是非立法性规定，是对国家机关和其他组织以外的人员适用的还是对其内部人员适用的，只要规范是给出行为指令并对违反指令者设定不利后果的，且其效力有更高位阶规范直至宪法规范的依据，那么，该规范就是得到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法院裁判就可以直接或间接予以支持。
如此逻辑，才能连贯一致地解释所有硬法现象：在一般意义上因得到更高规范的授权而具有法律上约束力，发生适用争议时，只要满足法秩序的其他效力要求，法院就可以裁判适用之，即便违逆适用对象的意志——此是强制之本意。然而，《基准》的发布者是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的国家医疗保障局下辖的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指导中心，该中心不具有行政机关或行政主体地位。
之所以将众多的共同体自治规范皆纳入软法范围，或许是受到公共治理理论的影响甚深。（3）自然安治，如《尹文子·大道上》：法用则反道，道用则无为而自治。
细究之下，罗豪才等论者的观点（因其影响力，以下简称主流观点）在框定软法形式和疆域方面，直接或间接、明显或暗含、自觉或不自觉地确立了两个主要标准。典型软法规范可以存在于各种载体或形式之中。律师协会依照律师章程，对违规的律师会员给予训诫、通报批评、公开谴责、取消会员资格等处分，会员不服诉诸法院，法院或者认可章程的效力，且裁定协会是严格依照章程作出的处分，驳回会员的诉讼请求，或者直接告知起诉人，协会依照章程的处分所引发的争议不在法院管辖范围内，从而裁定驳回起诉。宣告有效性的理由有可能是以下的一个或数个：规范制定得到法律授权。
由于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制定，宪法依据理论应该可以支持它们被《立法法》作为立法对待。不过，地方政府规章的宪法地位的匮缺，使其只能在法律授权上寻找依据。
二、国家强制：源自哪里？何种形式？软法主流理论不仅主张组织自治力与国家强制无涉，而且主张，法律、法规、规章（为简便起见，以下统称立法性规定）中的柔性规范是软法，而立法性规定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中对外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除非得到立法性规定授权，是不能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故绝大多数也属于软法规范。本文还会进一步指出，在典型硬法与典型软法之间有一种又似硬法又似软法的规范。
况且，《基准》明确要求：省级集中采购机构在信用评级和修复信用过程中，应严格遵循上述规则，形成公平、统一、标准、规范、协调、均衡的评级结果。例如，《宪法》第89条第1项规定：国务院行使下列职权：（一）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第90条第2款规定：各部、各委员会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内，发布命令、指示和规章。
该文件列出失信等级被评定为一般的五类情形，失信等级被评定为中等的七类情形，失信等级被评定为严重的十类情形，失信等级被评定为特别严重的五类情形。本文在此重点梳理自治的意义、类型、组织自治力的可能意涵，试图从中获得关于其与国家强制的关系的初步认识。换言之，进行自我管理、治理的组织，通常都会奉行自己认可的习惯规则或制定自己的成文规则，以使其成员有章可循。有的时候，这些裁量基准、工作指南、指导意见等文件会在规范的授权有效性条件上有所欠缺，故不宜称其是具有法律上约束力的硬法。
其次，国家机关创制的、除法律、法规、规章之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需要区分对外适用和对内适用两种情形。后者是指，议会通过法律授权行政机关制定立法性规则，如英国、美国、德国的情况。
如法院承认并支持网络平台规则对双方当事人的约束力，而且是以契约——其效力得到合同法的支持——定性平台规则的，尽管平台规则契约论尚有可探讨、可争辩之余地。而国家法中的柔性规范，又可以分为：法律、法规和规章中旨在描述法律事实或者具有宣示性、号召性、鼓励性、促进性、协商性、指导性的法规范。
平台使用者或律师会员服从法院裁判，纠纷得以平息，就意味着平台规则或律协章程得到了国家强制力的保障实施，尽管是间接的、隐含的。在域外，如德国、美国，理论上也会根据授权原理将行政规则区分为立法性规则和非立法性规则。
